出版社企業化改製和去行政化,是從出版社各級領導身份的轉換和蛻變開始的。一夜之間,很多出版社管理者不再是原來中央部委、地方部門所屬的廳局級、縣處級幹部,沒有了行政級別,當“官”的優越感就沒了。近日,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了幾位出版社相關負責人,瞭解他們在出版社企業化過程中的感受和心態變化。
  原“正處級”總編管著“正廳級”出版社:“去行政化之後,上下級以及部門之間完全像一家人”
  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總編輯許久文現在是一位“北漂”。2013年11月,許久文單位所屬的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進軍北京,參與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下麵的民主與建設出版社的融資重組,占增資後註冊資本總額的70%,成為了真正的大股東,許久文被派駐到新成立的民主與建設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任董事長兼總經理。
  雖然是董事長的身份,初來北京的他租面積不大的房子住,上班主要是坐公交車、擠地鐵、打車。單位里有一輛給原來的領導配備的車是1997年的,已經很舊了,他基本上也沒有用過,更沒有專門的司機。
  “出版社改製以前有3種級別,正廳、副廳、正處,全國各地還不一樣。部委出版社多是正廳級的,華中地區的許多出版社是處級的。以前我們到各地開會,級別高的出版社,領導排名都要求在名單前面,去行政化以後,沒有這麼一說了,就是按慣例排列,大家都是做出版的。”許久文說,他原來所在的出版社是正處級,目前集團派駐他主管的民主與建設出版社儘管以前負資產不少,但原來的行政級別是廳級(中央部委一般稱為“司局級”,地方稱為“廳局級”),讓他來對接,在公司化運營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因為級別上就不對等。另外,去行政化之後,上下級以及部門之間完全像一家人,行文、彙報、選題完全是企業化操作,不是上級命令下級執行,而是上級為下級提供服務。“我們有一個項目部,主要的內容就是申請國家一些專門設立的出版基金,這個部的負責人在社裡上下跑,沒有一點頤指氣使的味道,而是希望服務編輯,大家勁兒往一處使,把企業做好。”
  許久文2013年年底來北京工作,對這快4個月的時間,他說:“辛苦,但感覺很順暢。”
  經過企業化改造後,許久文目前所在的出版社用人機制也發生了變化。有一種是正式員工,通過考試面試進來的;還有一種是作為特殊人才引進、挖過來的,這個是領導特批的,工資和待遇要高於企業職工的平均水平;還有一種是臨時性質的員工,屬於非固定身份員工,比如某個部門掏錢聘請的校對、編輯等。還有最簡單的,請外腦來進行編輯,但不算是企業員工,編輯部或者項目部直接與其發生經濟關係。“因為市場是瞬息萬變的,出版社一切包打包唱就會跟不上形勢。”比如,社裡一個部門組稿做《爸爸去哪兒了》這套圖書的時候,沒有太長時間的選題論證會,主要是部門定,部門的自主權很大,社裡不干預,但需要社裡在宣傳、媒體合作、資金方面進行整合的話,社裡會積極配合,提供幫助。
  “我從來沒有把自己當官。我們現在擺正了身份,就是做乙方,原來是作者為了出書請我們吃飯,現在為了拿下好的選題,我們要反過來請作者吃飯。”許久文告訴記者。
  從事出版工作近20年,在他看來,雖然出版社和經營者的身份都轉變了,但是行業里的一些問題仍然存在,這讓作為乙方的出版社叫苦不迭。比如,幾乎所有的出版傳媒集團都是靠工具書和教材教輔賺錢,純市場的一般圖書,看上去很暢銷,但由於投入在宣傳、高額版稅以及發行方面的費用很高,所以其實不賺錢;新華書店的發行體制有很多弊病,拿民主與建設出版社來說,居然還有2003年的書款沒有從新華書店追回來,而且書店是無理由退貨,無限期付款,因此出版社需要不斷向里投入,收益回報周期太長,長期理不順暢;有些出版商,為了打榜推銷產品,可以到網站回購幾萬冊圖書,通過資金運作的方式捧紅作者和書,而一些真正有品質的編輯用心做的書卻得不到市場的認同和讀者的追捧。
  “對於我們來說,身份是轉變了,但出版業像一輛超負荷的火車還在緩慢前行,這套系統不轉變不變動,我們的日子也很艱難。”許久文說。
  教育部原“正司局級”社長到地方受冷遇:“這些所謂的受屈辱,實際上是社會回歸正常的必然”
  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的名片上有了新的頭銜:語文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5年來,王旭明經歷了從官員到事業單位一把手,再到轉企成為老闆的“歷程”,內心的糾結和掙扎冷暖自知。
  儘管身上有名人的光環,但由於是企業的一把手,他也需要到各地出差推銷社裡的教材產品。一次,他到某地區,很想見某位負責人,但對方接電話後,很禮貌地把他推到了某處長那裡,“請處長親自督辦”,沒想到處長又把他推給了某科員,科員態度也不冷不熱。
  下屬與科員多次聯繫後,遭到婉拒,“我們改天再說,再約時間吧。”
  王旭明心裡還是挺難受的,“我們風塵僕僕地專程前去,竟然從廳長到處長到科員都不見,那是內心流淚的感覺,等了3天,還見不到想見的人。當時,我就想,如果有朝一日,我當了大官,一定要好好地收拾你們,只能做如此的安慰了。”
  這樣的事情,王旭明經歷了不止一次。更常見的情況是,人家勉強出來了,臉上又掛著不屑和輕視的表情。他不僅暗自垂淚,還暗自攥拳。
  “我現在說這些事是理智的,但是在具體場景中是糾結的。”王旭明說。“但是在糾結中,我成長了,有一種再次回到年輕時候的感覺。這些所謂的受屈辱,實際上是社會回歸正常的必然,只不過是我經歷了這個振蕩期。”
  “去行政化的路很難,一定要走,只有走這條路,中國文化教育事業和更多領域、部門才能發展,比如學會、協會,這些單位,不和政府脫鉤,就發揮不出作用,就變成了小機關。比如,某食品出了問題,協會出來闢謠;某藥品不好,協會出來說沒問題。這就從協會變成了幫會,就可怕了。去行政化的改革,要有壯士斷腕的氣魄。”
  王旭明說,去行政化之所以難,是因為中國是一個行政力量很強大的國家,在一些不該有行政色彩的單位,比如大學、出版社,行政色彩都很強。去行政化是大方向,但是做起來很難,去行政化的道路可以說“路漫漫其修遠兮”。
  談及自己5年來的心路歷程,王旭明感慨頗多。他說:“我2008年7月18日到語文出版社,到現在5年多時間,可能是有生以來變化最多、最大、最快的5年。我來的時候,這裡是事業單位,我當時升任事業單位一把手,從一個政府官員到事業單位一把手,這個轉變已經夠大的了,當時最大的難題是國家不撥款,我還要考慮經濟利益,我當過老師,當過記者,當過政府官員,從業經歷只談益,不管利,那時既談利又談益。那種轉變,對於我來說,已經非常巨大,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我慢慢適應了。”
  “我剛完成轉變的時候,又有一個大的轉變,出版社要變成企業,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到了文化體制改革,所有出版社在限定時間內轉變成企業,對我的震撼就更大了,我從政府部門到事業單位,還能改變,現在事業單位變成企業,待遇也發生了變化,原來我是官員,我和社會不沾邊,單位變成企業之後,要走社保大病統籌,原來我看病全額報銷,現在我要用社保,標明哪些能報哪些不能報,我原來退休是單位管,事業單位也由事業單位管,現在是社會管,勞保局管,萬一企業破產了,我要接受社會救濟,這個轉變太大了。”
  王旭明坦言:“這種身份上的變化,影響很多事情,比如社會評價的變化,過去我是官員,現在身份有焦慮,感覺是‘四不像’,不像官員、不像企業家、不像學者、不像事業單位的人。實話說,我覺得中國老百姓,雖然仇官,但官一齣來還是有幾分尊官,雖然仇富,但見到富人還會覺得自己矮幾分。我們轉企業後,人家不敬也不尊。最尷尬的是,我由過去‘人求我’變成‘我求人’,有時感覺內心流著淚,臉上堆滿笑。”
  儘管如此,也有很多地方的官員念及舊情,對王旭明和他單位的同事很熱情。比如去年他帶著社裡的人到西部某省尋求合作,教育廳原來的領導升任省委宣傳部負責人,但聽說王旭明率出版社同事來訪,絲毫沒有推脫之意,組織了教育廳和新聞出版局的負責人出來座談,瞭解情況。
  “以前,作為教育官員下去,至少有相應級別的人接待、談事情,現在完全是人情。轉企之後,到各地後,我的任務是推銷、促銷、轉銷、展銷,是賣產品的,我就要擺正位置,有官員陪,是我的造化和緣分。我個人認為,人家不陪是對的,正常的,你是一個做企業的為什麼陪你?對於客戶,我要熱心服務,人家對我冷,我要熱,人家熱,我要更熱,我為這出版社100多號人的生計打拼,為了生計陪笑、陪吃、陪醉、陪聊,但陪得值,這是責任心,是職業修養,是做人的本分。”
  是否還希望回部委做官?對此,王旭明搖搖頭。“幾年下來,我覺得自己所經歷的變化和嘗試都很值得。社會的變化總要有人付出,有人做鋪路石和獻身者。現在回頭看,這5年,黨和政府在學校、出版領域去行政化,走企業化發展的路子,這樣的改革是正確的,儘管現在才剛剛開始,還在各種陣痛中。”
  副團職軍轉幹部變身出版人的蛻變:“以前,我考慮的是書的品質,現在,拿到一部書稿首先考慮的是能夠賣多少冊”
  清華大學出版社第五事業部主任張立紅現在的身份是北京智奕時代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據記者瞭解,清華大學出版社下麵原有十幾家事業部,目前在公司化轉制的過程中全部轉變為有獨立法人身份的子公司,出版社相關領導以董事的身份參與監管和重大項目審批,而一些日常的出版工作下放到子公司,甚至由編輯直接來拍板決定。
  “出版社去行政化首先是內部的去行政化。”張立紅原來是軍人,是從副團職身份轉業到出版社工作的。多年在部隊的工作生涯讓她對於由上到下的這套管理體制,早已經很習慣,但是到出版社工作之後,面對的壓力是創造效益。張立紅第一個工作單位是電子工業出版社,她做的一本書出版之後,沒有經過特別的媒體宣傳和包裝,只是在一些網站的論壇上發了些帖子,就迅速被企業界接受,成為全國優秀暢銷書。此書一舉讓張立紅在出版界走紅,成為圖書金牌策劃人。
  現在,自己手下有了公司,張立紅更多的是做管理,自己親自編輯的書少了,但出版的圖書她自己能拍板,遇到個別有爭議的書,她鼓勵編輯直接找社長去商量和論證。“在部隊和機關裡面,越級彙報是大忌,但在這裡,我鼓勵編輯有些拿不准的也可以和社長交流。因為更多的責任在編輯手中,更多的壓力也在他們那裡。”張立紅說。
  由於各個事業部都有碼洋的額度,而她所在的事業部不出版教材和教輔,全渤┫槔湊趼胙螅靄婧拖鄣難沽Ω蟆!拔吮閿諍慫悖頤且槐臼檣枇⒁桓穌撕擰R鄖埃銥悸塹氖鞘櫚鈉分剩衷冢玫揭徊渴楦迨紫瓤悸塹氖悄芄宦舳嗌儼幔庵窒敕ㄕ嬡夢彞純唷!�
  張立紅告訴記者,儘管去行政化和轉制讓她擔子更重了,自己負擔十幾個人的開支,自己找辦公地點,但目前也沒有完全與出版社“脫離”,掙錢多餘部分該怎麼分,沒有完成額度怎麼懲罰,都在探索當中。  (原標題:沒有行政級別,當“官”的優越感就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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